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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，王安忆出生在南京。次年，她随母亲搬到了上海生活。父亲长期不在身边，母亲也经常到乡下工作，所以她大部分时间是和家中的保姆一起度过。那位保姆来自扬州，教她说扬州话。王安忆形容这位保姆是个“蛮清爽，蛮好看的一个人”，给她童年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。
王安忆成长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，父母都担任国家机关的干部。然而，她周围的邻居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老市民，他们教她说地道的上海话，带给她浓厚的城市生活气息。这种从小接受的“地方幼教”，对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她的作品大多聚焦于上海小市民的日常生活，洋溢着鲜活的市井气息。
家境优越的王安忆，从小就生活无忧。父母的工资颇高，给她买各种玩具和书籍，连环画、童话故事、图画书应有尽有。她的母亲出身于一个大户人家，却不幸早年家道中落，成了“破落户”，不得不寄居在姨母家中，生活艰难，颇有些像《红楼梦》里那个多病多愁的林黛玉。
母亲性格敏感且带点高傲，从小教育王安忆要懂得过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，要求她学英语，不要涉猎艺术。母亲认为艺术是为了取悦他人，是“俳优”之类不入流的东西。她希望女儿能学好英语，成为一名科学家，为国家的科技强盛贡献力量。
展开剩余85%母亲还告诫她，不能随便对保姆发脾气，那是典型的“上海大小姐”态度；也不能吃猪头肉，因为那是“乡下农民”的陋习。为了让她打消吃猪头肉的念头，母亲特意带她去市场看猪头，挂在摊位上的猪头鼻孔黑洞洞，獠牙白森森，看上去非常吓人。母亲严肃地说：“猪头长这样，你还敢吃吗？”
母亲热爱写作，每天下班后，就把王安忆打发去睡觉，自己开起“夜车”写稿，靠稿费补贴家用。她非常疼爱孩子，经常给王安忆和姐妹们买衣服，打扮得不像传统中国女孩，穿着价值十块钱一条的漂亮裙子。
王安忆的父亲出生于当时称为马来亚的新加坡，是家中长子长孙。他不喜欢做生意，也不爱运动，更偏好读书，“从小就是个文艺青年”。21岁时，他回到上海求学，但太平洋战争爆发，家庭资助中断，他便去了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。在那里，他认识了王安忆的母亲，两人最终结为夫妻。
后来王安忆去新加坡寻根时，一位略显醉意的表哥曾说：“你妈妈的血统比你爸爸更高贵，因为她是浙江绍兴人，而你爸爸是福建人。从人种学角度看，浙江地区的文明历史更为悠久。”
父亲性格洒脱任性，终身保持文艺青年的姿态。有人算命说他是个“很有福气的人”，在某种意义上是王安忆母亲的“另一个儿子”。
十四五岁时，王安忆开始大量阅读各类书籍，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普希金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大仲马、小仲马、福尔摩斯探案集等经典作品都在她的书单上。她的朋友们也都如饥似渴地阅读，这种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成了她终身受益的宝贵财富。
她曾说，如果一个人在二十岁之前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，之后再去培养就非常困难。阅读不只是习惯，更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对于有阅读习惯的人来说，一天若没有文字性的内容映入眼帘，会感到焦躁不安，必须找到书本或文字作为精神慰藉；实在没书看，连路边的广告牌也能成为她的阅读对象。
在下乡期间，王安忆每天坚持写日记，写满了厚厚的几大本，成为同事们传阅的珍贵读物。她后来回忆说，写作一直是她的乐趣，从小便如此，从未改变。后来她进入文工团，学习大提琴，虽然刻苦练习，却始终没取得成绩。她坦言，那是因为自己并不喜欢练琴。
王安忆非常怀念文工团的生活，尽管同样孤独寂寞，但相比农村下乡的艰苦生活，她觉得文工团的生活衣食无忧，起居相对舒适，而且身边有许多同龄男女，一起热闹地度过青春时光。而农村生活则让她感到“非常黯淡、非常苦涩”，难以回忆。
26岁那年，王安忆进入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。随后该讲习所更名为鲁迅文学院。她所在班级人才济济，有写出《芙蓉镇》的古华，写《大浴女》的铁凝，还有聪明的贾大山，他是农民出身但才思敏捷。
她一直觉得贾大山思考问题很复杂，但自己缺乏与他深入探讨的基础。她怀疑他对文学抱有怀疑态度，不是怀疑自己的才华，而是觉得文学无用。她认为贾大山心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思想，是个非常有趣的人。贾大山曾对她说：“你这个孩子有出息。”
讲课老师大多是来自各大高校的名师。王安忆成名后，有些老师在讲座中常提及自己曾给她上过课，但实际上她参加的是大班课程。当时还有不少刚露头角的作家也来蹭课，比如史铁生。
史铁生健谈，但谈话渐渐深入形而上学层面，对日常生活缺乏兴趣。冬天时，他仍穿着单薄的单衣。王安忆回去后亲手给他织了两件毛衣。2010年，史铁生去世，妻子陈希米将这两件毛衣永久收藏。
王安忆说，这半年学习对她的文学生涯至关重要，让她体会到了“文学生活”的氛围。她认为写作不仅是个人创作，更需要生活的滋养，需要互相交流、探讨和激励。单打独斗写作虽能出成绩，但概率小，没有同行的陪伴，很难坚持下去。
27岁时，王安忆结婚，虽算是大龄青年，但在文工团的圈子里并不算晚。她认为，结婚最大的好处是让她能安心写作。婚姻非常重要，没有婚姻生活的支撑，只写小说会显得孤独，甚至可能坚持不下来。她觉得自己幸运，结婚后能够更好地生活和创作。
当时王安忆在《儿童时代》杂志社工作。讲习所学习回来后，她创作激情高涨，经常请“创作假”，不太认真上班，领导对此非常恼火，曾对她说：“你有本事就调走，不能总是这样。”她形容那三四年，基本上是在与单位“吵架”中度过的。
她后来坦言，那段时间自己很不讲理，很任性，单位其实对她很负责，要是不负责任，早就开除了。她并非不喜欢单位，只是不喜欢上班。单位给了她最大的宽容。她说，如果后来没有成功出名，她会觉得自己是个很不好的人，自己也难以原谅。
之后王安忆去美国留学，结识了画家陈丹青。陈丹青性格内向，生活封闭，几乎没有社交，像个工匠一样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专注画画。他曾告诉王安忆：“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未来铺路的石头。”
谈及莫言，王安忆评价说：“他最大的特点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，带有农民的精明和智慧。”
王安忆与贾平凹交往时，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障碍。贾平凹不说普通话，两人交流需依靠翻译。有一次贾平凹请她吃羊肉泡馍，她让他做个心理测试：随便想三个动物，第一个代表自己心中的自己，第二个是别人眼中的自己，第三个则是真实的自己。路遥第一个动物是熊，第三个是牛。贾平凹第一个是狐狸，第三个是乌龟。他听后感慨说：“我以为自己是狡猾的狐狸，没想到其实是个缩头乌龟。”
王安忆谈迟子建：“她笑得非常明朗，不是疯笑，也不是媚笑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开心。她身上充满了生命力。”
谈到余华，她说：“余华表面上有点痞气，好像什么都不在乎，但实际上他是非常认真的人。”
谈及自己，王安忆坦言：“我和别人最大的不同是对写作的热爱。我觉得很多人并不真正喜欢写作，只是硬着头皮写。”
王安忆的小说多以普通小人物为主角，深入挖掘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经历和情感。她的作品中，读者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宽厚的爱，她赋予角色以“英雄性”，强调人物的美好与善良。她探讨的是故事背后那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，这正体现了她对人性及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怀。
在创作上，王安忆力求通过细腻的工笔手法，营造小说意境之美，展现生活的本真面貌，同时描绘人物在命运漩涡中丰富多变的生活轨迹。
媒体界视王安忆为“文学界的王菲”，一方面她极少接受采访，另一方面回答问题时简洁严谨，气质中带着一份严肃与认真，使许多临时采访者感到难以接近。她身上有知识分子那种孤傲的真实，不做作、不粉饰，目光专注，语速迅速，有话说时长篇大论，无话时简洁明了，言必有据，往往直击主题。
王安忆说：“写作天赋极为重要，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条件。作家并非靠刻意挖掘和培养，而是必须靠自己天生的才能，这是一种自发的状态。大家只能耐心等待，让它慢慢成熟。不要急躁，慢慢等就是了。”
叶兆言评价她：“王安忆属于那种越写越好的女作家。很多女作家一出手就有好文章，但真正越写越好的人并不多。她从不满足于现有成就，正因如此，她的技艺明显高出其他女作家一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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